2014年，“国家煤电机组环保改造示范项目”国华三河电厂1号机组环保技改项目顺利通过项目验收并实现投产，成为京津冀首台达到燃气机组排放标准的“近零排放”燃煤组。
2014年8月8日，天津华电武清燃气分布式能源站成功启动，顺利并入天津电网投产送电。图为天津华电武清燃气分布式能源站工作人员在查看设备。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河北省泊头市百余家环保除尘设备生产企业迎来了订单的大幅增长。图为2014年10月23日，在河北省泊头市一家环保公司，工作人员生产烟气脱硫脱硝除尘设备。
京津冀环境治理如何“齐步走”(聚焦京城)
统一排放标准 统一监管执法 避免各自为政
环境，污染，治理。这三个词语成了今年两会绕不开的关键词。两会上，来自京津冀的代表委员，不约而同聚焦环保，为推动大气治理、提升首都环境治理能力、建设京津冀环保联动机制建言献策。
防治联动机制逐步完善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来阐释2015年的环保目标：
今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3%左右和5%左右。在重点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柴油。2005年底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要全部淘汰。扩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从水源地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首都北京应如何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北省委主委段惠军在对本报记者介绍农工党中央相关的提案时表示，“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动的机制逐步在完善，但是其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仍然需要认清。首先天津、河北和北京的污染程度不同，津冀两地不仅排放总量高于北京，而且万元GDP排放强度也高出北京很多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执行的排放标准基本严于国家特别排放限值，而一系列国家特别排放限值中只有少数明确要求天津、河北的部分规定城市执行，多数尚未得到贯彻执行;第二是机动车排放物造成的污染严重，但是由于机动车具有所有者分散、移动使用的特性，其治污难度远超过固定污染源;另外三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虽然河北的污染情况比北京、天津严重，却难以依靠自身财政能力实现区域的同步治理。”
“而从减少机动车排污的方面看，建设一个高效节能、低排放的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通过完善的区域铁路网络减少公路运输，同时利用北京市现有机动车排放监控信息系统，扩大建立区域统一监管调度管理系统平台，实现全面的协同管理。”段惠军表示。
生态保护要补齐“短板”
北京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早已不是北京“自己的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京津冀的生态环境需要调整相关的政策定位。”民进中央在其提案《关于缩小落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指出，京津冀环保协同目标难以实现的问题的根源，一是两大直辖市具有独特行政资源，兼得国家扶持政策优势，而河北作为承载区，服务多于合作;二是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区域内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足，以及三地享受国家不同产业政策而产生的较大落差，严重制约了生产要素的有效流通，三地发展不平衡加剧的趋势一直未根本扭转。如不尽早补齐短板，三地协同将受到掣肘，也将导致京津都市臃肿、生态恶化进一步加剧。
要补齐这些“短板”，对于京津冀三地来说，产业调整、生态保护资金压力都不小。段惠军表示，可以通过由中央和京津冀三地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支持京津冀地区特别是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染，加快推进生态建设。
“建议资金规模可设定为300亿元左右，由财政部、环保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型捐赠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统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并接受审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段惠军表示，资金来源包括：一是由中央财政拨款;二是按照共同又有区别的原则，由京津冀协商按一定比例出资;三是由社会投入和社会捐赠;四是在京津冀设立专门的生态环保附加费，如电力、燃油附加费等。
段惠军举例称，“如2012年京津冀汽柴油消费量约为300亿升，每升设1角钱燃油环保附加费，每年可收入30亿元;2013年京津冀用电量约4800亿千瓦时，每千瓦时设1分钱电力环保附加费，每年可收入48亿元。”
“关键在于科学制定补偿标准，推动京津冀率先建立地区间横向林业生态补偿机制，统筹京津冀林业建设，实现生态无梯度对接。”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林业生态建设是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力、涵养水源、改善气候的关键所在，可以在北京周边的保定、廊坊、沧州、唐山等地营造规模片林，打造集中连片的城市森林带;同时支持和推进涞水野三坡、兴隆雾灵山、赤城大海陀等环首都国家公园建设，提升京津冀生态体系系统功能。
政策落地不能各自为政
“我们讲环保执法，可是到一线调研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一线环境执法人员竟不会填写环保罚单，如此一来，环保从何谈起?”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接受采访时表示，京津冀治理污染，不能各自为政，需要重点加强基层环保执法队伍的建设，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环境质量的脱胎换骨。
同时，陈国鹰也认为，目前京津冀三地不一致的环保标准给统一监管执法带来一定困难。“比如钢铁，河北省的钢铁是严于国家标准的，尤其是特别排放限值，河北省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实行国家特别排放限值，但京津冀地区有些城市不是这样的标准。只有标准统一后，才能有利于开展联合执法、交叉执法。”陈国鹰说。
“治理空气污染必须大家共同努力，打破利益的藩篱。”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对本报记者表示，京津冀联合治污涉及到一个排放、获益和成本分摊的问题。“三地联合治污，如何协同是个难题，这是一种利益博弈，完全靠自觉很难达成共识，必须要建立一种有效机制来制约。”
来自河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侨联副主席、石家庄市侨联主席胡翎认为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把控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是应该重点实施的方向。“比如钢铁、水泥、玻璃等高污染的企业在面临结构调整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面对落后的产能，要注重科技转型，提升科技的含金量;二是对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要下决心坚决取缔，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和高效的产业，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号召全社会注重环保和节能减排，从每个人做起，节约一张纸一度电，增强全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形成合力。”